刑事律师需要怎样的辩护思维？

“法学教育，归根结底是培养法律思维的教育。”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法大课堂，初入法学院时我还不以为然，深信我们应该掌握和学习的是运用法律的技巧，技巧掌握对了，最终判断就一定正确。

随着案件越办越多，才发现每个案件都不一样，应对技巧千变万化，唯独办案的法律思维能够一以贯之，这才意识到思维的重要性。良好的法律思维，能筑成系统的办案习惯，面临复杂多变的案件，也能从容应对，把握关键。

那么，对于刑事律师来说，到底需要培养怎样的刑事辩护思维呢？

故事思维，引人入胜

一条法律规定的修正，一次再审的纠错，一场划时代意义的庭审，一个案件的背后，都是一个个沉重的、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张家港知名刑事律师

这些故事如果没有经过辩护律师的讲述，将无法得到充分披露与呈现，那么整个法庭就只有一种声音，最后将导致重要的故事情节被忽略，真相难以还原，裁决未免失允。

正如电影《罗生门》中，关于武士的死，原本大家都以为强盗是唯一的真凶，但在听取武士妻子、强盗、樵夫、女巫、和尚的不同版本故事后，才发现每一个故事都有可能是真相。现实中，每一个案件都可能是一出罗生门。

所以刑事律师，首先得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，能够将卷宗、被告人、证人身上了解到的案件事实形成故事，向法庭呈现。同故事的人物、情节、环境三要素一样，将犯罪事实转化为故事的心路历程，也是对全案事实、证据的总结归纳。

其次，刑事律师得是一个故事的检验者，指控的犯罪故事是否准确、恰当，能否展现案件全貌，是否遗漏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，都值得刑事律师悉心发掘、展示。

最后，刑事律师还得是一个故事的筛选者，去掉无关事实，挖掘隐藏故事。案件中存在与指控犯罪无关的事实、内容，应当筛除出去，避免影响到犯罪事实的审理；同时也要挖掘一些犯罪事实背后，是否有合理因素的故事情节。

我们看到郭利因几盒奶粉就向雅士利索要300万高价，并以曝光相威胁时，是否也认为敲诈勒索罪有应得？但当我们了解到，奶粉超标以致众多儿童丧失健康，才发现这只是其中一位伟大父亲的正当维权；我们看到于欢对债主咬牙切齿、横刀所向，暴力恶行应当严惩，却未曾想这是一位孝子被非法催债而保护母亲的防卫行为。

因此，讲述故事，补齐情节，是刑事律师的首要思维。

逻辑思维，层次分明

叙述完事实，加上缜密的逻辑论证，才能确保结论准确，这是每个案件都需要遵循的三段论。

古希腊有个著名的“半费之讼”案，学生向老师求教法庭辩论之术，两人约定，学生先付给老师一半学费，剩下一半等毕业后，学生第一次出庭打赢官司后再付，如果出庭败诉了，说明老师教学无方，则剩余学费可以不交。但学生毕业后一直不打官司，也不交学费，老师就起诉到法院。

学生抗辩称：“如果法官判我赢，那依据判决我不必支付剩余学费；如果判我输，那么按照合同，我也不必支付学费。” 

老师在订立合同时，未考虑到判决与合同之间的逻辑矛盾，而学生巧妙地利用这点，让自己免于担责，充分体现了学生严密的法律逻辑思维。

对刑事律师来说，逻辑思维既是检验指控逻辑是否充分的试剂，也是制定辩护策略的必经之路。

比如法定的程序逻辑，先侦查再起诉后审判，审判的犯罪事实必须在起诉范围内，当出现判决认定超越起诉内容与事实，或与起诉事实截然不同时，那么刑事律师就能意识到，判决因违反程序应予撤销，或不予认定超出起诉的部分；

再如一些税务类犯罪的特殊案件中，行政程序前置于侦查程序，当税务行政机关未进行行政认定直接送往侦查机关时，那么刑事律师就能知晓程序违法，推动案件退回税务机关，在行政前置程序解决税款缴纳问题，避免刑责；

又如实体上三阶层逻辑，以犯罪构成、违法性、有责性递进式判断是否构罪，从中刑事律师能够获取嫌疑人出罪或罪轻的理由，是主体、行为要件，还是防卫、避险等事由，又或是责任能力、缺乏期待可能性等，可以选择运用到辩护中。

证据思维，抽丝剥茧

每个事实都需要证据来证实，每一个要件都需要证据来体现，证据贯穿整个诉讼过程。张家港知名刑事律师

这就需要刑事律师对每一单事实、每一个要件做证据梳理，抽丝剥茧，找到无法证实犯罪的突破口，或证实不构成犯罪的有利点，打破指控的证据僵局。

如我们曾办理的某村干部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中，为证实该成员具有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，公诉机关提供了2003年的村民大会选举、任命文件，看上去证据充分。

但是经过我们详细调查后，发现选举文件的任命时间是2003年至2006年，2006年之后该村再未进行过村民小组选举，也没有重新任命村干部的文件。而嫌疑人收受财物的时间是在2012年，说明收受财物时已不具备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合法身份，法院最终采纳辩护人质证意见，认定非公受贿罪名不成立。

经验思维，信手拈来

经验是最好的老师，往往能够指引你做出最快、最准的选择。霍姆斯大法官曾说过，“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，而在于经验，以经验克服逻辑上的不可能”。

刑事律师办理的每一个案件都能够成为今后宝贵的财富，每一次总结也都能为之后的案件提供指引。经验能够告诉我们，程序的把握、策略的选择、案情的走向、结果的预测。

另外，经验思维不仅包括对自己办案的总结，还包括对其他同类案件的借鉴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尽管我们信奉的是大陆法系，但案例的参考几乎充斥着整个诉讼过程。

我们可以通过同类的案件，去分析该类犯罪常见的行为模式、指控需要的必备证据、控辩胶着的争议焦点、法庭关注的重要情节等等，还能从中归纳出可行的辩护策略，甚至能够成为左右法庭自由心证的法宝。

在我们曾办理的曾某涉嫌受贿案中，一审辩护律师曾提出自首情节，由于检察院出具的《破案经过》显示，检察院是先接到纪委移送线索，立案后当事人才到案供述的，故一审法院未认定自首。

我们介入二审后，发现案件缺乏纪委的《到案经过》，了解到检察院的《破案经过》其实并不是最早的到案情况，所谓的纪委的线索实际上是基于曾某的主动投案。我们遂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纪委的《到案经过》，还原了自首过程，最终成功争取到缓刑。

正是得益于职务犯罪办案经验带来的判断力，才让我们发掘到《到案经过》，改变了一审认定。

对抗思维，备战充分

指控与辩护是组成刑事司法公正的两根相互对抗的支柱。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刑事律师要有对抗思维，了解控方指控犯罪的逻辑与方法，然后制定针对性的辩护策略。

从起诉书列明的基本事实，到举证目录展示的证据，再到法律适用、罪名定性等，包括对庭审公诉方发问、举证的预测与应对。指控需是一个严密的闭环，当闭环出现漏洞，指控将难以成立。而辩护律师立于控方角度所要做的，就是为了更快、更准的挑出漏洞。

同时，刑事律师的对抗思维，还包括站在公诉人角度换位思考。律师约见检察官的普及与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，使得控辩双方的沟通越来越频繁，也提供更多的机会求同存异。

一些案件全案起诉证据不足，认定不起诉又比较艰难，公诉人也不能单独决定，坚持下去不仅要延期退查两次，被告人最终羁押期还遥遥无期。这时可以考虑给控方留个台阶，试着协商仅起诉双方认可的一小部分，达成认罪认罚，让被告人早日恢复自由。

情理思维，将心比心

我时常在想：理性论证过程是否需要情感的介入？情感因素会不会导致错误判断？越来越多的案件证明，刑事辩护是需要情理思维的。只有感同身受过，才能体会被告人行为的初衷情有可原，也更能让法庭采纳罪轻、无罪的情节。

在我们曾办理的王某涉嫌故意杀人案中，王某用电话线将其丈夫勒死，杀人事实证据确凿，一审判处十五年。后来我们了解到，王某常年忍受家暴，甚至被丈夫在两个小孩面前殴打、凌辱，事发当晚丈夫又将妻子打醒，还试图用电话线将其勒死，却遭妻子防卫反杀。

康德说：“人只能是目的，不能是工具”。我们做不了纯粹的理性人，也不能事后强求当事人在这样的情境下还能成为一个纯粹的理性人。法律工作者，不能单纯机械的套用法律，更不能沦为法律机器，而应该在追求案件的公平正义中，把握情理，保留温度。

当我们将对当事人设身处地的理解融入到辩护中，最终打动了二审法官，改判防卫过当，判处五年有期徒刑。张家港知名刑事律师

刑事辩护的技巧固然重要，但首要的应是刑事辩护思维的培养。三思而行，行而再思，才能事半功倍。